西昌山火七日祭：回家
记者/曹慧茹 梁婷
编辑/石爱华 宋建华
248国道的隧道入口贴满白花，挂起挽联
4月4日，刚过正午，西昌起风了。248国道旁，挂在树枝上、墙上的白色纸花随阵风飘摆，人群聚在路边，望着车来的方向。
从西昌市到宁南县全程130公里，一路上都能看到闻讯赶来的村民，他们要等的人，是18个打火牺牲的勇士。
3月30日，西昌市发生森林火灾。当晚，21名专业扑火队员坐着大巴车，从宁南县出发，沿这条国道前去支援，上山打火中队伍遭遇风向突变，18 名扑火员遇难，只有3位受伤的队员活着出来。
清明这天，是牺牲队员“回家”的日子。宁南县城里，人们也早早来到主干道上，等着送他们最后一程。
扑火队营房宿舍里倒清净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他们的拖鞋、脸盆、毛巾、牙刷依然保持原样；出发时，集合到一起看新闻联播的小凳子还没来得及收；十几辆车身蒙了灰的摩托车还停在训练场外老地方，永远地失去了主人。
扑火、牺牲、成为人们心里的大英雄，扑火队员们在回宁南老家的路上得到了乡亲们的礼遇、厚待。他们回到家乡，却再不能跨上柴油摩托车，吹着风哼着调子回到各自的小家里，跟门口等待的妻儿说一句“我回来了”。
青流视频：宁南县街头，乡亲迎接18勇士回家
回家路，248国道
4月4日中午12点，18辆写有“勇士回家”的车队从西昌市殡仪馆驶出，载着十八个“家庭”出发了。
沿248国道向东南行驶，一路上都是赶来悼念的人，山路的隧道入口处密密麻麻贴着白花，两侧挂着挽联——“捐躯献身 浩气长留环宇”、“舍身取义 英灵含笑苍穹”。远处，巨幅广告牌也被黑布白字覆盖，“英雄”、“勇士”的字样立在山间。
车队穿过普格县便至宁南县境内，50辆黑色轿车和50辆白色轿车早早就守在了宁南县与普格县的交界处。这些车主都是宁南县普通的百姓，大家自愿赶来，接扑火队员回乡。
7天前，大巴司机邱安正是沿着这条国道送扑火队出征的。邱安是一位专职司机，3月30日晚上，他接到公司的任务，要接送宁南县扑火队21名队员到西昌柳树桩打火，这是他第一次拉扑火队。
当天晚上8点30分，邱安载着他们前往西昌，队员们看起来状态轻松。邱安还记得，一位队员出发的时候站在车门口开玩笑说：“我就坐在这，守门噻”，另一名队员回他话：“你个牙尖噻，坐个包间！”一路上队员们都在“摆龙门阵”，时不时地笑出声。
这似乎是一次稀松平常的任务，一个多月前，他们刚完成大同镇的扑火任务，晚上过去，第二天就返回了。同样是经验老道的“何队”带领。
黄丽和丈夫刘军最后一次通话是当晚八点多，此时刘军已在前往西昌的大巴车上，“我喊他慢点，注意安全，他说要得，要得”。
出发时，刘军带上了黄丽买的新短袖，之前他一直没舍得穿。一同带去的还有儿子的可通话手表——最近，为了让孩子有条件上网课，他把智能手机留在家里。和刘军一起在扑火队工作的，还有刘军堂哥刘兵。
从宁南到打火点开了两个多小时，当晚11点多，他们抵达柳树桩东边的蔡家沟水库，计划从这里上山。
邱安看到，队员们带着风力灭火机等装备，下车集合，没耽搁几分钟，21个人就列队向火点出发了。“他们都没有休整一下”，邱安记得当时有风，但山下感觉不大，他在山下远远看到山上有一条火线。
队员们上山后，邱安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到市区里为队员们购买干粮。31日凌晨1点多，18名扑火员失联，消息传来时，邱安正提着刚为队员们买好的鸡蛋、面包。“心里想过出事了，但是不想相信。”
那一晚，邱安一个人坐在大巴车的第二排，山火还在蔓延，21包行李围着他，一闭上眼，都是队员们的样子，“那些都是你认识的人，你说我......”他一晚上没睡着，“人的命就四五个小时的事情。”3月31日下午1点，搜救人员带回了扑火队遗落的灭火工具，21人中18名扑火队员牺牲，3名受伤住院。那天下午，邱安独自开车返回宁南。
“拉起一车走，回来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”，刚出事的那两天，邱安心里堵得慌——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山火，第一次面对这么多死亡。他停了车，休息了几天。
三天后，邱安心情平静下来，开始重新出车，继续开着大巴车往返宁南和西昌之间。
4月4日这天，邱安往返西昌和宁南的大巴车依然在运营。11点30分他从西昌出发，一路上，他掠过了四五个招手搭车的人，“不能停，得在他们前面回去。”邱安希望早点回去，迎接回乡的十八人。
宁南百姓自发到街头迎接18人回家，人们带着口罩有序行进
绵延十里的手折纸花
车队穿过一个隧道，就是宁南主县城。马路边的树杈、电线杆都绑满了村民们连夜叠出的白花，绵延10里，黄白相间的菊花靠便道铺成一条长线。
宁南县已是夏天，送别的队伍熙熙攘攘，人们带着口罩在马路边等着。妈妈背着孩子，年轻人们凑在一起，老人坐在花坛边或是站在台阶上。主街上的多家商铺拉下了卷帘门，店主小跑着去迎接英雄回家。
这是个人口19万的县城，从东到西不过四五公里，人们习惯以摩托车代步。牺牲的英雄，曾是他们身边再熟悉不过的普通人。
此次遇难的黄元林也在县城做小餐馆生意，朋友们都称呼他“大炮”。一家面馆的老板是“大炮”的朋友，上一次见面是半个月前，两个人骑摩托车迎面遇上，笑着打了个招呼；另一家炒饭店的老板和幸存者岳仕明是老同事，几天前他想去医院看望岳仕明，因为进不去病房，于是作罢；炒饭店里打扫卫生的阿姨是牺牲扑火员刘勇的婶婶，刘勇是扑火队里最年轻的队员，只有24岁。
21名扑火队员中，有10名都是天鹤村村民，驻村干部说他们都是“不能缺少的人”。新冠疫情防控值班他们都没有落下。运送消毒药品、帮孤寡老人购买生活用品，他们也都会出现。为了防控重点疫区回来的村民，他们从早上7点开始，就到这些村民家门口执勤，晚上村民家熄灯后才能离开。
他们大多有“民兵连”经历，40岁的李天云除了扑火队队员的身份外，去年10月，他还被八队的村民推选为队长，村民有什么事情，也都会第一时间向他求助。
事情发生以后，很多村民都想做点事情。有人买来几提面纸，组织大家折小白花。很多人不会折，就跟着村里的老人学，学不会的就负责把花拿去街上，绑到树枝上。
一家花店的老板看到宁南18名扑火队员牺牲的消息后，当即从云南预定了1万支菊花，要求加急送达。几个朋友听说后，也想捐赠，她索性多订了些。
一个人理不出那么多花，她在一个志愿者群里发消息，希望找二三十人来帮忙，结果有100多个志愿者报名。30多度的天气，店里坐不下，很多人只能站着，满头大汗地修剪。
4月4日一早，他们把理好的花放在花店门口，只要是来祭奠的人，每人都可以免费领一支。
刘军牺牲了，他的打火装备被带回营地
回不去的小家
4月4日下午15时许，从西昌开来的车队正式进入了宁南县城。
村民利落地站起身，后排的人踮起脚，一名男子躲开人群爬到了楼梯高处。一位簸脚的老人不顾家人劝说，执意要来接扑火员回家，她也尽力挪动身体，往前靠些。
编号1到18的车相继驶过人群，家属抱着遗像坐在副驾驶。有人把遗像高高的立在腿上，遮住了自己的身子和脸；有人把遗像抱在怀里，靠在椅背上，头偏到驾驶座一边；车辆后座的人偶尔会打开窗户，向路边的乡亲招手致谢。人群中“英雄，一路走好”的呼喊声一点点变高。有人哭了，擦了眼泪又开始呼喊。
“我们悲痛是悲痛，但现在还不知道起火的原因，指挥作战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我们也不希望草草了事。”黄元林的好友说。
家属们从宁南到西昌，又从西昌回到宁南。县里开始启动烈士申报程序，人已下葬，但他们还在等一个调查结果。
“目前国家、省级相关部门已组成核查组，来（对扑火队员牺牲过程）进行核查。真相，一定会还原。” 4月5日，西昌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、泸山正面森林草原灭火前线指挥部指挥长刘光宇向媒体表示。
后来，刘军的遗像被妻子立在屋子里，按照刘军的喜好，遗像旁边摆放一个苹果，三支烟，半瓶白酒，一碗米饭和一碗莴笋叶子汤。“他喜欢烟酒，喜欢喝汤，每次能喝两三碗，”妻子黄丽说。
没有扑火任务时，39岁的刘军是建筑工地的泥瓦匠，堂哥刘兵是一名电焊工。他们都是村里民兵连十几年的老成员，还参加过2008年的凉山会理县、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救灾。
刘军之前的生活很苦，没出生时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。他后来跟着奶奶和姑姑生活，几年前，靠亲戚帮助，终于住上了二层楼房。
刘军从小缺少父爱，因此他对儿子倾注了最大关注，儿子喜欢的玩具刘军都给买，家里的玩具枪每年都要换新的。他是体贴的丈夫，黄丽曾看上一件500块的风衣，又觉得太贵，刘军劝她，“喜欢就买”。刘军自己什么都不讲究，“衣服能穿，食物能吃就行”。
载有刘军的车辆经过人群时，十岁的儿子抱着他的遗像坐在车里，和他瘦小的身体相比，这照片大了些。
营地宿舍，扑火队员的物品还在原地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
“当天去的人应该是我”
车辆最后停在了悼念活动的广场上，送别的人群被拦在300米外的丁字路口边，人们没有离开，拉着横幅站成一排。
扑火队派出了十八人到西昌接战友骨灰，刘顺全是其中之一。他在殡仪馆看到战友们的样子，不太能接受，“大炮一米八几的个子，一百六七十斤，他躺在水晶冰棺里，就那么小一点。”骨灰盒已经抱了好几个小时，他们不敢看车外面的人，“怕哭”，不敢掉眼泪，因为不吉利，也不敢喝水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去厕所。
另有十八名扑火队员穿着扑火服站在广场上，车停下来的那一刻，他们齐喊“兄弟，接你们回家了。”刘顺全和另外十七名抱着骨灰盒的战友一个接一个上去，口号又连续响起十八遍。
这支扑火队共80名队员，分成8个班，2个班一组轮值半月，有人有事，就会从其他班级抽调。“只要是这里的人，大家都很听命令，只要缺人就一定会补上，”刘顺全说。
刘顺全想起大家在一起的很多事情，怀念经常给队员们剪头发的曾顺福，值班的时候，曾顺福总会带着工具来，免费为大家服务。
他想起永远冲在扑火第一线的队长何贵银，他手把手教大家叠被子。训练的时候，何贵银一定会让队员站在阴凉的地方，自己顶着太阳。何队想给单身的刘顺全介绍彝族女朋友，开玩笑说“彝族彩礼很贵的，要五十头牛，早准备好”。
何贵银的妻子正怀着二胎，他依然每天住在营地，其他人半个月轮班，他是队长，走不了。刘顺全这个月不当班，有的人很久未见，上一次见何队还是三八妇女节。那天，他在桃花村见到何队带着老婆孩子玩，何队先认出了他，叫了一声。
这个队伍很多人都有各自的副业，进营地的第一天，队员们在黄元林家的米线馆第一次聚餐。在营房里他们也互相允诺“有空一定去照顾彼此生意”，他们常去樊贵伟家买甜酒，樊桂伟也总是免费给大家带酒。
这几天，刘顺全常翻出手机，点开与战友们的聊天记录，他有点庆幸日常都习惯发语音，还能再听听战友们的声音。他点开了“大炮”的消息，当时他正在执勤，大炮喊他，“发盒饭了，来吃饭”。但还有几个人用的老年机，没有微信，现在就什么信息都没了。
宿舍里，战友们的东西还没打包，拖鞋挨着脸盆在床底放着，毛巾和牙刷搁在盆里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营地里有规定，每天要搬凳子集合看新闻联播，出发那天，小凳子都没来得及收。停在训练场下面的十几辆摩托车还在原位，宁南县山路多，大家喜欢用摩托车代步，这些蒙了灰的摩托车再也等不到主人了。
留下的人也有迈不过去的心坎，一名扑火队员因为住院和别人换了班，他一直自责，“当天去的人应该是我。”
最终，18个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宁南县一片陵园中，按照家属愿望，刘军和刘兵兄弟俩的墓碑相邻而放。
刘顺全想把队员们的摩托车一一送回家去。他不想消极，有人劝他辞职别干了，他回话说：“你也不干，我也不干，等树烧完，泥石流下来，谁也跑不了。”
（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，文中邱安、黄丽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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